宋理宗淳祐十一年（公元1251年）十月，一位名叫陆庭坚的老人来到衢州府衙门，他拿起鼓锤击鼓鸣冤，想要为他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。
由于涉及到人命，属于是一桩刑狱案件，按照南宋朝廷的规定，应当由衢州府的司理参军来负责处理。
衢州府的司理参军姓潘，他首先让陆庭坚来到公堂之上，了解一下基本情况。
陆庭坚对潘司理说：“
在陆庭坚的劝说下，陆震龙就躺在床上睡觉了。不料，当他第二天来到儿子房间的时候，却发现儿子已经上吊自杀。
潘司理问：“
若是支乙和陆震龙赌博，陆震龙只是赌输了而想不开，因而自尽身亡，那么支乙的行为只是构成赌博罪；
若是像陆庭坚所说的那样，支乙利用赌局骗取陆震龙的钱财，而且逼迫陆震龙自尽，那么支乙就犯了“迫人畏惧致死罪”。
在传唤支乙核实之前，潘司理先派人对他进行了秘密调查。
经过调查，潘司理发现，支乙在衢州城南市的门店是一个两层小楼，一楼经营的是茶馆生意，二楼经营的则是柜坊生意。
古代的柜坊，就是帮客户寄放财物的地方，从中收取寄放费，与当时的当铺差不多。
正如陆庭坚所说的那样，支乙在二楼经营的柜坊生意，从表面上来看非常合法，但一到晚上，就开始偷偷从事聚众赌博的非法交易。
有了这些证据，潘司理决定将支乙传唤过来进行审问。
来到公堂之上，支乙的态度十分诚恳，他老实交代了十月十六日晚上发生的事情。
支乙说：“
然而，支乙只是承认陆震龙在自己的茶馆里赌钱，但他坚决不承认骗了陆震龙的钱财，更不承认自己曾经威胁过陆震龙。
潘司理继续询问说：“
于是，根据支乙口中说的“陆震龙是由郑厨司带来茶馆赌博的”，潘司理立即将郑厨司叫到衙门问话。
在宋朝时期的生活中，厨司是专门帮人家操办酒宴的酒楼，而郑厨司只是酒楼里面的一个厨子。
郑厨司交代说：“
通过对这些人的审问，他们都承认，十月十六日晚上，确实在茶馆二楼参与了赌博，还交代了各自赢的钱数：
张千五赢了九十一贯钱，杨排军赢了七十贯钱，留仍孙和陈暹各自赢了四十贯钱，郑厨司赢了三十贯钱，参与的蒋万二、徐元一和陈通等人，没赢也没输。
这样算下来，陆震龙那晚一共输了二百七十一贯钱，这笔钱在当时来说，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
当天晚上参与赌博的人，要么就是赢钱，要么就是不赢不输，唯独陆震龙输了个精光，这是非常不合常理的。
对于这些人的交代，潘司理也是半信半疑，因为他们说的话漏洞百出。
主要有以下三个疑点：
陆庭坚说过，儿子出门的时候带了255贯钱，途中又返回家里拿了156贯钱，说明这些钱全部都输了，而五个赢家加起来才赢271贯钱，数目比对不上。
与陆震龙一起赌博的人，谁也没有提起过陆震龙的衣服，那他的衣服究竟抵押给谁了？
所有参与赌博的人，就只有陆震龙一个人输光，而且整晚一把都没有赢过，必定是有人从中出老千，故意不让陆震龙赢钱。
因此，通过这三个疑点，就足以说明，这些人在说谎。
既然审理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潘司理索性转移了视线，他仔细检查了赌博时用的两只骰子，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
突然之间，潘司理想到，会不会是掷骰子的人出老千呢？
经过再次审问支乙和郑厨司等人，潘司理得知，当晚负责掷骰子的人名叫余济。
余济是衢州地界上出了名的商人，靠贩盐生意积攒了不少家底，而且他还做了许多坑蒙拐骗的事情。
十月十六日晚上在茶馆二楼进行的赌博，余济就是掷骰子的庄家，也是赢钱最多的一个。然而，赌博结束之后，一起参与赌钱的人都在帮余济隐瞒，这不免让人产生怀疑。
此时的潘司理终于意识到，在这场赌博事件中，余济肯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同时也是破案的关键人物。
有了这条重要线索，潘司理决定从余济身上寻找突破口。
经过调查，事件总算有了一些眉目。原来余济可以随意操控骰子的点数，不管是掷出大点或小点，都是小菜一碟。
中国古代时期的赌场里面，最常见的一种赌博工具就是骰子。负责掷骰子的人称为庄家，其余的参与者称为闲家。闲家靠猜掷出的骰子是大点或者小点，来决定最终的输赢。
由此可见，余济已经具备在赌桌上骗取陆震龙钱财的一切条件。
可是，在对余济进行审问的时候，他只是承认自己作为庄家参与了赌博，但始终不承认自己能够控制骰子，以及骗取陆震龙的钱财和衣物。
余济说：“
正当衙门调查余济的同时，潘司理获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，原来余济另外还有一个官员的身份——将仕郎！
在宋朝时期，将仕郎是一个九品以下的文官，一般只是挂有名衔，并没有什么实权。这种官职，通常是因为祖父或者父亲为朝廷立下了功劳，从而赐予子孙的一种官职头衔。
但是，余济的祖父或者父亲并不是为朝廷立了大功，他的将仕郎身份是从衢州府花了两千贯钱买来的。
买官卖官的情况，早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启先例了，而到了宋朝，比以前更加制度化和常见化。
由于宋朝常年遭到外患的侵扰，以及国家长期的“冗官、冗员、冗军”，导致国库的财政入不敷出。因此，为了充盈国库，从北宋中期开始，朝廷就会让地方官员明码出售一些不重要的官职。
余济之所以要花钱购买将仕郎的官衔，因为他本身就是盐贩子出身，当时朝廷对盐的管控非常严格。有了将仕郎这个官方身份，他在从事贩盐生意上，就可以更加方便运输，还可以享受许多特权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余济爱好赌博，一旦被官府抓住，自己就可以仗着是官员的身份，从而免去刑罚，只需要缴纳一部分赎金就可以了。
可以说，余济花钱买来的将仕郎，就是他在实施不法勾当时候的一个护身符。
尽管如此，铁面无私的潘司理依然决定，暂时将余济关押到衢州的监狱，接受进一步的审讯。
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，余济在监狱里还是不安分，他竟然向看守监狱的狱卒郭振行贿。
根据宋代的律法《宋刑统》中规定，若是余济迟迟不招供，负责审理的郭振是可以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的。
余济对郭振说：“
就在案件陷入困境的时候，潘司理决定采取另外一种方法，从支乙的家里开始查起。他认为，支乙的茶馆二楼是一个赌博窝点，成员应该是固定的团伙。
潘司理首先将目光锁定在了支乙的妻子阿王身上。
经过调查，阿王从穿衣打扮，到言谈举止，都不像是一个良家妇女。果然，她就是一个娼妓出身的女子，平时的生活和行为比较放荡。
阿王名义上是茶馆里的老板娘，管理着店里的日常工作。实际上，她是支乙故意放出来的诱饵，利用自己的美色专门勾引好赌之徒。
正因为如此，阿王与许多赌徒都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其中就包括余济、徐庆三、何曾一和王寿等人。
那天晚上，嗜赌成性的郑厨司知道陆震龙身上有钱，于是就故意把他带到支乙的茶馆二楼。随后，通过老板娘阿王的关系，陆续喊来了许多赌徒，其实他们早就形成了一个团伙，目的就是骗取陆震龙的钱财。
然而，陆震龙并不知道，在茶馆二楼的这场赌局，对他来说竟然是一场致命赌局。
从阿王这里作为侦破的案件的突破口，潘司理再次审讯了支乙、余济等十几人，终于摸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。
就这样，支乙把这些人带到了茶馆二楼的赌场，由于擅长掷骰子的余济还没有到场，他就找借口拖延时间。
过了一会儿，余济和陈通一块来到茶馆二楼，坐在了庄家的位置上，负责掷骰子，赌局正式开始。
余济经常混迹在赌场之间，早就练成了一手“出老千”的绝技，他能够控制掷骰子的大点或小点。
潘司理反复审讯当晚参与赌博的人，才得知，陆震龙输钱，就是支乙和余济等人团伙配合的杰作。
因为这场赌局，就是专门为陆震龙准备的，目的就是要赢光他身上的钱财，因此陆震龙输钱也不足为怪。
连续赌了几十局，陆震龙竟然连一局都没有赢，很快就输光了身上的250多贯钱。虽然支乙没有直接参与赌博，但是每玩一局，他都会从中抽取一部分钱财。
陆震龙输光了钱，非常不甘心，于是又返回家里拿了156贯钱。
看到陆震龙又拿来一笔钱，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钱财，支乙索性也参与了进来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陆震龙拿的156贯钱又输光了。
或许是输红了眼，陆震龙干脆脱下身上的衣服，只保留了一件外套，在支乙的柜坊当了三十五贯钱。不出意料，这次不仅输光了三十五贯钱，还欠余济二十贯钱。
无奈之下，陆震龙只好将身上的外套脱下来，交给余济抵债。
在这次赌局当中，唯独陆震龙输了个精光，其他人要么就是赢钱，要么就是不输不赢。
事实上，这一开始就是支乙和余济等人事先安排好的剧本，每个人的分工明确，完全就是一种骗人钱财的行为。
陆震龙不仅输光了钱财，就连身上的衣物也输光了。农历十月的衢州，已经是寒冷季节了，赤身裸体也没有办法回家。
于是，支乙就帮陆震龙要回了抵债的那件皂青色的外套。
陆震龙穿上外套，将要离开茶馆的时候，支乙对他说：“
作为衢州府司理院的司理参军，潘司理就要对这起案件做出最终的判决了。他认为，此案表面上来看是一起聚众赌博案件，事实上则是一起团伙诈骗案件。
因此，潘司理在判决书上这样写道：
“夫药骰子骗人，出于一人之手，而众人为之犄角，今余济等数辈，各能留五留六靠掷，欺骗赢钱，则与药骰子何异。”
也就是说，支乙和余济虽然没有对骰子动手脚，但他们的团伙勾结行为，与使用动了手脚的骰子是一样的，都属于骗取他人财物的严重罪名。
最后，潘司理写道：
“财者，民之膏血，膏血既竭，身岂能存。是支乙、余济等虽不杀之，势实致之死地。”
由此可见，潘司理最终认定，陆震龙的自尽身亡，支乙和余济等人应当负有不可逃脱的直接责任。
按照南宋朝廷当时的制度，凡是涉及人命关天的案件，都要上报给上级提刑司衙门的官员，由他们做出最终的裁决。
此时的浙东提刑司使是著名的理学大家蔡杭，他刚刚从婺州（如今的浙江金华）调任过来，他的祖父蔡元定和父亲蔡沈都是理学大师朱熹的弟子。
蔡杭亲自来到衢州府，他翻看了案卷，认定这起案件已经非常清晰，可以做出最终的判决。
其实，当时的南宋社会，赌博行为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，而是非常普遍，甚至都得到了朝廷的默许。
为了提升国库的财政收入，朝廷一度放开了赌博行业。一时间，上至州府里面的官员，下至普通的寻常百姓，对于赌博的热情非常高涨。
蔡杭画像
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，各式各样的赌场应运而生，有些茶馆、酒楼和妓院中，都设置有赌场。
面对这种社会现象，令蔡杭这样的理学大家们忧心忡忡。他们认为，赌博行为严重败坏了社会的风气，这些人很容易走上犯罪的歧途。
因此，对于这起因为赌博而致使陆震龙死亡的案件，蔡杭认定，余济犯了三个罪名：
在明知阿王有丈夫的前提下，余济与阿王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，构成通奸罪；
余济和支乙等十余人，共同密谋骗取陆震龙的钱财和衣物；
余济伙同其余团伙，威胁和逼迫陆震龙回家拿钱，赎回自己的衣服。
“奸猾之徒，动辄十数为群，以赌为名欺骗钱财，此等风俗安可不戢。——蔡杭的判决”
从蔡杭所写的这段话来看，他是想要借助这起案件，来警示那些社会中的嗜赌之徒，以达到扶正不良风气的目的。
根据宋朝律法《宋刑统》中的规定，致人受伤以下的犯罪属于是轻罪，但余济等团伙已经将陆震龙威逼致死，应当算是重大犯罪。
因此，蔡杭判决余济“脊杖十二下，流放到一千里之外，编入当地的户籍，在当地接受劳役”。
除此之外，蔡杭还下发公文通知衢州府的衙门，要求收回余济花钱购买的将仕郎任命文书。
而案件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支乙，更是没有一点道德底线，让自己的妻子作为诱饵，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，帮赌场招揽客人。
鉴于支乙也是属于重罪，蔡杭对他的处罚仅次于余济，将他“脊杖一百下，编管五百里以内的邻州接受劳役”。
对于其他参与赌博的人员，由于各自的身份以及在案件中扮演的的角色，蔡杭分别对他们进行量刑判罚。
他们这些人当中，受到判罚最轻的，也是“脊杖一百下，把户籍和田产全部迁到外地，并继续关押”。
从这起案件的最终判决上来看，不难发现，当时的理学大家对于的刑事案件的判罚理念。在面对这类的事件时，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对社会造成的伤害，想要通过判决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，以便改正社会的不良风气。
而且，蔡杭身为理学大家，他并不是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，而是根据南宋朝廷的律法，才做出的最终判决，既合情，又合理，同时还合法。
通过这起南宋时期发生的案件，也给那些迷恋赌博的朋友们敲响了警钟。在此提醒广大朋友们，禁止赌博，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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