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不过三代?经济学家揭秘:父母的阶层可以“遗传”给子女
优家教育 2022-03-16 09:26:46 优家教育

“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?子孙不如我,留钱做什么?”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留下的半句话。



中国人很注重家族传承,但正所谓一代创业难,二代守业难。


到了第三代,很多人从小生活在蜜罐子中,根本体会不到社会的艰辛、人世的真相,也不知道挣钱到底有多困难。


甚至都没学会如何去利用和管理自己手中的事业和财富。


因此才有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说法,哪怕守了几代业,也难免有家道中落的一天。


无独有偶,西方也有类似的谚语,但抬杠似乎永远是隐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本性,就有这样一个人不服气这种说法。


姓氏和社会流动度


葛瑞里·克拉克教授,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经济史学家。


在研究各个国家社会经济、国家财富的“隐秘”时,他发现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。



如果放眼身边,的确能见证到许多家族社会地位变动的真实案例;


可如果放眼于整个历史,那些曾经的名门大族虽然很多都已经不复存在,但他们的后人却总能在历史上一鸣惊人。


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联系,就比如:


1839年,达尔文结婚了。


作为进化论奠基人、信奉“优胜劣汰、适者生存”的著名生物学家,不知道他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后代会如何发展、“进化”。


但一项追踪数据告诉我们,即使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,达尔文的的二十七个玄孙中,仍有:


6个大学教授,4个作家,1个画家,3个医生,1个著名环保人士,以及1个电影导演。



在结合了更多研究数据后,克拉克下了一个初步结论:


社会地位的流动是缓慢的,出身于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孙有非常大的可能继续保持家族地位,“照常升起、照样繁荣”。


而一般人所观察到的起起落落都太短了,往往发生在一、二代之间,不足以反映长时间的规律或特征。


而且通常情况下,我们经常把“财富”和“教育”当作单一的标准看待社会地位,然而并非如此。


用克拉克的话来说,这只是一个人的“表现型社会地位”,更重要的是其“基因型社会地位”,这个是隐性的、潜藏的,不容易被人看到的根本社会地位。


这就好比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是大学教授,这种深层潜藏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受教育水平?


这些隐藏的“基因型社会地位”才是更值得探讨的。


在“基因型社会地位”中,智商和基因遗传不在探讨范围之内,而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形成的家庭环境、文化环境。


这种传承到底有多牢固呢?经过数十年的追求研究后,克拉克将答案用数值呈现了出来。


算法晦涩,数据冗长,难以尽表,因此优宝也只好浅言即止,直接上结果。


感兴趣的话不妨看看原著:

《The Son Also Rises》(副标题: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)



代际关联度和代表率


克拉克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名词——代际关联度(intergenerationcorrelation),这是目前国际上公认测量阶级是否固化的标准。


假设最高值为1,也就是说社会已经100%固化,没有任何上升通道,完全世袭;最低值为0,既孩子的成就与原生家庭没有任何关联度。


那么通过这个关联度就可以算出,一个精英家庭,到底富不过几代?


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算法,在中国,克拉克追踪了江浙沪地区的名门氏族,去统计过去200年间精英的保有率。



比如江南地区有3个有名的氏族:宁波范氏,海宁查氏,常熟翁氏。


1871-1949年的举人中,三大氏族保有率在0.78-0.81;

1930-1990年的名人中,三大氏族的保有率是0.74;

1952-2010年的南京大学的学生里,三大氏族的保有率是0.66。


其中大多数人比较熟悉应该就是海宁查氏。


往上追溯,海宁查氏不仅在明清两代出了许多进士,其中还有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。


其文士传统也一直延续到近代文坛的两大人物:金庸(查良镛)和穆旦(查良铮)。


克拉克又先后研究了瑞典,美国,日本,韩国,英国,印度,智利,发现精英的代际关联度在0.75-0.85之间。


最低的是中国0.75左右,最高的是印度0.85左右。


那么,这些家族诞生的精英和普通人家又有多大差别呢?



克拉克采用了另一个维度去追踪——代表率(represention ratio)


假设一个国家有10亿人,其中科学家有100万,那就是0.1%。


如果这些科学家都出自某个姓氏,而这个姓氏有1亿人,这个家族就占了1%。


那么这个家族相对于国家,产出科学家的概率就是10倍,代表率就是10。


在克拉克那个年代,中国占比最多的三大姓为张、王、李,加起来有3亿人左右,占人口的21%以上。


因此他便将这三个姓作为中国普通人的代表样本,然后把其他姓与之进行对比,来看看精英的代表率各是多少。


江南自古出进士,是教育高地,3大高知姓氏为:钱、顾、沈,因此他仍从这里进行对比,结果依然惊人:


1820-1905年间的进士,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9,张王李三大姓是4;

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官员里,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5,张王李三大姓是2;

2002年的大集团董事中,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4,张王李三大姓是2;

2010年的政府官员里,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3,张王李三大姓是1.5。

2012年的高校老师中,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4,张王李三大姓是2;


这个数据也会跟基尼系数(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)有关,基尼系数越大,代际关联度与代表率也就越大。



遗憾的是,克拉克能找到精英家族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,只能占总人口的0.5%-8%。


因此他也一再强调,他做研究的目的无意于讨论“真假”、“对错”,在历史研究中没有“绝对的真实”.


数据反应的是一种“相对”,毕竟即使在今天,我们也经常有一种被“数据”平均的错觉(知乎人均收入百万)。


他想要探讨的是,社会地位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,这对普通人更具借鉴意义。


家族的文化遗产


实际上,我们通过上面的很多案例都可以发现,每一个传承深远的家族背后,依靠的都是亘古不变的家风。


这让家族即便落幕,后人出生于穷苦人家,但他仍有很大可能出人头地,再度光耀门楣。


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一桩往事:


他的祖上便是无锡赫赫有名的许氏,然而在他高中那年,正值解放前夕,时局异常动荡。


他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,当时虽然已经退休,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。


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,于是便举家投奔了远在台湾的姐姐。


但那时很多人都有着一样的想法,这让原本只有360万人的岛屿,一下增加了150万人。


初到台湾,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,前10年基本都是饿着肚子。


可他每个月依然能领到宗族分发的五块钱“膏火费”,也就是读书时要用到的蜡烛、灯油钱。



旧时代的家族都会有“族田”、“族学”等教育资源,但比起这些,家族或家庭中隐形的“文化遗产”才是更为关键的传承。


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是“富不过三代”,却从没人提出过“文不过三代”。


而父母之所以被称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根源便来自于此。


家庭教育,源远流长。


优家教育创始人吴臻老师曾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:


一个男孩来自菲律宾人口最少最贫穷的民族——阿埃塔族,因为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种族差异,男孩总要接受别人异样的目光。


他很不理解,也很不甘心, 直到妈妈的话彻底点醒了他。


这个男孩,名叫诺曼金恩。


一个家族的传承,非大张旗鼓之基业,非三拜九叩之祖训,恰如于无声之处响惊雷,顿悟于顷刻之间,而后润泽心田。


这便是父母带给子女的一种信念、一种精神,一种家风。


愿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对待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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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调男人1234

格调男人1234 03-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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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an
一个是基因问题一个是隐形的塑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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